对话无罪: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中国的无罪判决比例极低,不到千分之五。“正义终将会来临”给无罪辩护难找到了借口,拉长了时间线。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无罪辩护要尽快走出瓶颈,这需要更多的法律人审视和反思。

 「呼格吉勒图冤杀案」199649日,在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一女子被强奸杀害。公安机关认定报案人呼格吉勒图是凶手。523日,呼格吉勒图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呼格吉勒图不服,提出上诉。6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66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20051023日,赵志红承认在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杀害了一名女性   2006年,内蒙古司法机构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复核此案。201411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12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之后启动追责程序和国家赔偿。

 

「聂树斌案」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2005年1月17日,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索河路派出所干警抓获河北省公安机关网上通缉逃犯王书金。王书金除交待在广平县实施多起强奸杀人案件外,还供称曾在石家庄西郊方台村附近玉米地内强奸、杀害一名青年女性。2007年3月12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王书金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决定对王书金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王书金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杀人案证据不符,不能认定王书金作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 

 


2015年6月、9月和12月,聂树斌案复查期限先后延期三个月。2016年2月,山东高院决定再次延长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6年6月15日。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张俊杰案」平度知名企业家天祥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于汉信,举报“公司股东”张俊杰(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主任)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商业受贿罪和非法放贷罪四个罪名。平度警方认为是经济纠纷不予立案,但经于汉信各种神操作让此案跳出平度市,通过城阳公案刑事立案,最终把张俊杰带走。于汉信又用六名顶尖刑法专家论证意见书,想要给司法机关错误引导,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张俊杰家属公开呼吁书中提到,期间张俊杰家属向城阳公安、城阳检察院提供大量张俊杰无罪证据、及无罪的证据线索,并申请城阳公安、城阳检察院依法予以调取,都不予理会。张俊杰及家属对于于汉信利用小贷公司法定代理人职务侵占小贷公司财产的犯罪行为多次进行控告,城阳公安未经调查就做出《不予立案决定书》,对其实施庇护。2019年12月6日,张俊杰涉嫌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一审判决,张俊杰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没收财产50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没收财50万元。 

 

 
 

 


王慧律师提到,探讨无罪难的话题,也反映出律师对自身辩护质量的审视与反思。律师对“有效辩护”的关注,对“无罪辩护”的为难既是一种本分,也是一种姿态。以审判环节为例,对无罪辩护难点做如下分析: ●权力部门的牵制来自权力部门的牵制与影响,是审判失之独立的传统成因。虽在“依法治国”的当下,这种影响已较之前式微,但远未达到销声匿迹的地步。尤对一些权力部门关注的敏感性案件,譬如发轫于纪监部门的贿赂案件,法院很难作出忤逆上意的无罪判决,甚至惮于表达无罪判决的意愿,每将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入罪了事。●检察机关的掣肘检察官集起诉权和监督权于一身的制度安排,即使在观瞻上也让位居高堂的法官显得底气不足。而事实上,检法两家的关系远比法定职能的“制”与“反制”更显复杂。检法两家,大多比邻而居,你来我往间,虽未必肝胆相照,却定然惺惺相惜。当今的机制,是将官司的输赢与“颜面”和“利益”挂钩的,不忍看到邻家兄弟折损“颜面”和“利益”,也算是常人的心态。●审判体制的羁绊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是多年来审判体制的积弊,很难想象不亲聆庭审的人,能够洞悉事实的曲直,甄别证据的真伪,并参详控辩的玄机。倘沙盘推演能够替代庭审,则所有的开庭都是劳民伤财;倘沙盘推演不能取代庭审,则多余的判官只会添乱。往往是敢于担当的法官,才会像正义女神一样,用心灵去感受罪与非罪的碰撞。而在集体决策的场合下,“正气”太盛,人的理性容易被裹挟,很少有人敢为无罪的观点据理力争。更糟糕的是,于此机制下,既不知道谁在办案,也不知道谁该负责。●法官心理的屏障现行司法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侦、诉、审三家司法理念的错位,并且高度一体化。虽言“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运作层面历来是“宁枉不纵”与“宁重不轻”,致“有罪推定”成为挥之不去的习惯。我们惯常所诟病的“相互配合”多于“相互制约”,正是这种一体化司法理念的必然结果。置身这种环境中的法官,要想革新理念,改变惯性,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求稳的世俗中,认可无罪的辩护观点,是一种犯险的举动,弄不好还会引来一片怀疑的眼光。安全的选择,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中解脱,让领导来告诉我罪与非罪,我只负责写判决书。●律师辩护的困境无罪辩护,每要通过排除非法证据、调取新的证据和申请证人出庭来实现。但恰恰是这三个方面,形成了阻碍无罪辩护的“新三难”。“排非”的依凭,最常见的莫过于侦查机关制作的同步录音录像,从中找到非法取证的蛛丝马迹,进而否定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惟其前提,有赖于同步录音录像的忠实制作和完整呈现,非如此,“排非”难免力有不逮。事实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对于这种人为的瑕疵,律师鲜有救济之道,亦欠缺技术手段予以破解。调查难其实是律师“老三难”的遗产之一,也是旧疾中唯一改观甚微的毛病。究其原因,乃在于律师的调查权,虽于法有据,却难于开展,别人不配合,便无计可施,尤在律师拟调查控方证人的时候,这种尴尬更时有发生。当下,律师在民事诉讼中已有调查令可倚,而刑事诉讼却无此利器,殊为可叹。证人本当在法庭上亮相,接受法官垂询,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亦复对质。毫无疑问,这是甄别证言真伪的最佳方法。然当今的法庭上,控方习惯以记录的“证人证言”替代大活人说话,似乎那字里行间的笔墨,较真人开口更加可靠,这着实让人难以理喻。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法官对于证人的到庭,也表现得兴味索然,他们非但没有主动亲聆证人证言的欲望,亦对律师申请证人出庭的诉求,缺乏必要的热情。于是,法庭上罕见证人身影,竟成中国特色。

发布日期: 2020-06-21